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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sdt无需实名交易(www.caibao.it):旧历年 vs 新历年,日治台湾人用过年来抗日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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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新年」是一整年最主要的节庆。从清末至今,台湾历经差别政权,从一个年演酿成两个新年,新旧文化交织嫁接地存在。在日治政权压力下,选择迎新历年或旧历年,也成为那时台湾人的难题与文化抵制计谋。研之有物专访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林玉茹研究员,以 4 名台湾仕绅为本,从他们的日志一起来回首,已往的台湾人都过哪个年?又是怎么过年?

清末到日治,一个年变两个年

「5、4、3、2、1,新年快乐!」跨年倒数,陪同许多人迎接新的一年;紧接着,充满「年味」的围炉、压岁钱在阴历新年登场──现在的我们已经很习惯过上「两个年」。但一百年前的台湾也是这样吗?台湾人何时最先过起现代新年呢?

「日治时期」是转变的要害。清末到日治时期,台湾人从传统旧历年,逐渐转变为两度迎年。林玉茹大致分成四个阶段:旧历元旦的延续与变容(1890-1918)、新历元旦的引入与竞争(1896-1918)、两度迎年:规训与不完全同化(1919-1936)、皇民化的抑制:旧历新年的抵制和隐形(1937-1945)。

已往的台湾人若何过新年?先让我们看看以下场景:

1911 年,住在台中丰原的张丽俊,除夕夜破晓三点起床,点烛焚香、恭神敬祖,此时的陌头「爆竹一声除旧岁,桃符万户更新年」。九点他带孩子烧纸钱,午后往慈济宫、广和宫进香,玩梨园,薄暮赴晚宴。

从张丽俊的日志可以看到,家户热热闹闹欢庆传统新年,以种种传统仪式迎年,这也是清末以来多数台湾人的新年生涯。

昭和 10 年(1935 年)的迎神流动。传统旧历年,从 12 月 16 日的尾牙、送神、除夕、新年、回娘家、接神、拜天公,整个正月都在节庆中。
    资料泉源:台湾大学图书馆藏

 

日治时代,新历年首度进入台湾

时间回到 1895 年,日本统治台湾后,象征现代化的西历被引入。 1909 年,日本政府正式破除太阴历;但为了怀柔治台,仍允许台湾人过旧历年,从学校及政府机关渐进推动新历年。

居住在新竹的黄旺成,先后担任公学校先生、西席西席(家庭西席)。从他的日志《黄旺成先生日志》,虽然他仍过旧历年,但学校作为废旧历的重点场域,若干影响了这些学童家庭。例如,1912 年除夕,由于废旧历,黄旺成必须到公学校上课,效果学生人数过少而停课。隔年头一到初三,学校划定上半天课,来的学生照样不多。一直到 1916 年,除夕当天包罗校长演讲、训话共上了 3 小时,显示学校循序渐进地打压旧历年。

昭和 10 年(1935 年)二高女(今台南女中)的新年会,学校是日本政府规训同化的重点场域,透过种种流动、仪式让学生接受「新历年」。
图片泉源:台南女中百年老照片然而,常民文化并不容易被撼动。担任保正(类似今日的村里长)的张丽俊,接受的是传统汉学教育。由于保正因素,张丽俊在 1907 年时曾加入官方新年流动,他形貌现场觥筹交织、杯盘狼藉,由于日人习惯在春酒宴喝得烂醉。那时,仅少数与官方相关的台湾人会加入新年贺庆,返家后也不外节。

从他的日志《水竹居主人日志》,他始终使用阴历为主,也一直维持过旧历年。这也是 1918 年以前台湾人的节庆习惯,多数人一如往常过著旧历元旦,日本引入的新历年并未普及。

日治时期台人过新历年:春酒、出游、手刺交流会

改历虽然被视为同化的第一步,但前期成效只让部门台湾人在元旦时挂上门松、国旗和稻草绳,「配合过新年」。实际上,多数人照样遵照旧历传统。张丽俊在 1916 年时首度在新历年张贴对联,日志中却老实写道:「只是聊应故事而已。」

挂门松、稻草绳是日本传统的新年仪式,现今日本依然可见。
资料泉源:iSock直到 1910 年月末期,气氛最先有了改变。1919 年,台湾总督田健治郎上任,改采内地延伸主义、推行同化措施。都会里的商家在元旦歇业,中上阶级、知识分子逐渐过起新历年,介入日本带入的新年流动,夹杂新旧元素的新历年最先盛行于大都会。

例如,张丽俊、黄旺成频仍加入台湾人举行的春酒。1930 年时,就连台湾民族运动首脑林献堂,也经常出席类似尾牙的「忘年会」流动。其中,「手刺交流会」规模不断扩大,从几百人酿成千余人。厥后另有许多妇女整体加入,甚至泛起了女性手刺交流会,显示职业妇女已然成形,女性的职位及意识逐渐仰面,就连新年流动也打破性别藩篱。

新年出游,也在这个时期最先蔚为盛行。

1914 年开园的圆山动物园,在日治时代是新潮的现代化景点,也是新春热门出游地,许多怙恃会在新年假期带小孩动物园玩。图为 1920 年月,二高女学生到动物园校外旅游。
图片泉源:台南女中百年老照片 

 

林献堂的日志便反映了上层阶级的节庆生涯,显示他若何从过一个年到两个年。作为全台着名人物、传统大家族、抗日份子,《灌园先生日志》林献堂家中到 1929 年才祝贺新历年,子女会向怙恃行元旦祝贺礼,介入公学校的祝贺式。然而,拜祖先、围炉等传统祭仪依旧在旧历年举行,显示他的心中仍以旧历为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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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0 年月以后,大都会里中上阶层的台湾人,普遍过起「两度迎年」的生涯。

贴对联、春酒、围炉、烧香拜佛等传统习俗,也同时混用在阴历年与新历年。林玉茹以为,若是没有后续战争,妥协式的「两个新年」模式,也许会一直连续下去。

勤劳报国周,严禁旧历年!

1937 年,中日战争发作,随着战情规模扩大,事态有了转变。新任总督小林矶造以皇民化为治台目标,要将台湾人改造成「真正的日本人」。其中之一就是「废旧正」,严酷克制过旧历年,更在旧历新年实行「勤劳报国周」,要求劳工继续上班。

但在高压恐吓下,旧历年仍未消逝。过年时的肉猪需求一直特别高,1938 年报载彰化市宰杀了450 头猪,虽比前一年削减,仍远高于通常的 50 头,市民实在依旧偷偷地过年。基隆市街上虽不见娱乐流动,但私下赌钱情形盛行。就连台北陌头也涌现服装时髦的男女,电影院人潮满座。

旧历年禁令非但无效,反而招来知识份子的抵制。留日归国的医师吴新荣,在日志中写下:「在乡下生涯的人岂能够容易地忘却数千年来的习惯吗?」,他甚至指斥殖民政府:「打破迷信、刷新政策,原本一直是我们所赞成、主张的,然则我们对于这段时代所采行的强制手段和愚民政策无法认同。」

在警员与保甲严密监控下,废旧正照样达到了一定效果。日治末期,部门的都会青年逐渐只过新历年,不外旧历年了,而且一定得要参拜神社、去游乐园才像过新年,爆竹及对联也在阴历年间偃旗息鼓。然而,许多台湾人自有隐形、地下化的对策。例如,吴新荣到友人家加入「旧历年终的小宴」,「在三楼的小阁楼,控制地过了两三小时」。林献堂一家直到日本战败,都照样在旧历除夕「如例」围炉祭祖,过著隐形年。

上有政策下有对策,尤其是农村,虽因战时配给制度不得不外新历年,底层台湾人依旧以旧历年为主,只是将仪式隐形化。这也是为何战争一竣事,国民马上眉飞色舞过起旧历新年,新历年反而无人问津。

都会接受新历年,农村坚守阴历年

日治时代,台湾人的节庆生涯从一个年转酿成两个年,新旧年在政权影响下竞争更趋白热化。旧历年从未完全消逝,但新历年接受度则有区域、城乡、阶级、行业其余落差。

北部强调仪式的「内地化」,参拜神社、吃年糕、和日人一样喝屠苏酒团拜;南部则将旧历年习惯嫁接到新历,像是划定寺庙鸣钟击鼓,以让市民参拜。

北部都会里的商家随新历年休业,中上阶层、日本会社员工、教职员以及有学童的家庭,最早接受新历新年的生涯作息。但墟落却是另一番景物,吴新荣写道,1935 年的台南佳里,「在这草地过这正月,全然不出气分……休正的人大概是仕宦、职员而已」。

升旗典礼、摸彩、岁末出清,都来自日本新年

在日本统治以前,台湾已有部门相似的新春习俗,例如贺正(在红纸写上名字)、走春、春酒。随着日本引入新历年,又带来了新的过年仪式,包罗了神社岁时祭、岁末出清、摸彩。有些我们至今仍很眼熟,好比岁末出清、摸彩流动依然是百货商家年终主打,元旦升旗典礼、挂国旗也从日治时期保留至今。

其中,对民间最深远的影响为何?林玉茹以为是出游的习惯。那时因学校放假,怙恃会带孩子到公园、游乐园、动物园;种种同乡会、妇女会、同学会也趁著假期聚会。这个民风撒播活跃至今,新年全家旅游、出国依然流行。

相较之下,立门松、挂草绳在台湾已不见踪影。林玉茹将消逝的仪式解读为「不具有普遍意义与价值」,她说:「农村吃饱都有问题,哪里来的门松、年糕?不符合生涯需求的仪式自然会消逝。」

同样的例子也泛起在清朝,那时台湾人会在除夕夜杀黑鸭祭神,剪纸虎涂上鸭血、猪血或生肉后烧掉,但晚清时期便不见纪录。林玉茹以为,在没有政策克制的状态下消逝,代表与人们的生涯习惯脱节。

「旧历年为什么可以保留?由于过个好年、家族团圆、祭祖等仪式意涵太主要了。『过好年』是为了让明年过得更好。」

自然抗日分子:农村只过「咱的年」

1945 年日本战败后,台湾人很快重新过起旧历年,原由于何?林玉茹剖析,一方面是战后中华民国政府强调「去日本化」,另外,强推的新历年文化也并未真正走入人民心中。

知识份子原本倾向支持更改新历,以为这是现代化的展现,可是日本接纳高压政策,反而让不少人有意识地抵制。但林玉茹意外发现,真正抵制日本的中坚份子在「农村」!由于农、渔村按太阴历举行农耕、打鱼,经济也难有余裕配合新历年仪式,这些底层庶民没有强烈的抗日意识,但秉持「照旧过日子」的态度,反而彰显出常民的文化固著性。

农民称谓旧历年为「咱的年」,新历年是「日本人的年」。

潜意识中强烈区隔差别。林玉茹直呼:「他们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!政府奈何不了。」至于商人阶级虽较有资源,但传统结帐日在年底,一时难以更改,因此商家也多习惯过旧历年。

百年后的今日,在全球化影响与商业流动的推波助澜,两度迎年已成为现代我们习以为常的节庆生涯。只管年轻世代热衷跨年流动,普遍过起两个新年,但林玉茹以为,具有内在意涵价值的旧历年,不会容易消逝。

林玉茹以为,节庆生涯不仅能反映现代人的文化观,也展现出详细而一样平常的常民文化实践。
    摄影:林洵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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